徐伯黎
  王震將軍耿介為人,純真為懷,一生傳奇。戰爭年代,王震粗布做成的舊軍服上經常是補丁摞補丁,甚至一隻腳上穿著皮鞋,一隻腳上穿著草鞋。
  在新疆工作時,他和廣大幹部戰士一樣節衣縮食,穿沒有口袋的軍衣,戴沒有襯裡的軍帽,省下錢來用於軍墾生產。50年代,王震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長時,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。1985年,他率團訪問美國,大家勸他製作一套西服。王震說:“不用做,我那套中山裝就可以。我是山溝里長大的農民兒子,吃宴席不習慣,穿西裝不習慣。”
  解放後,王震規定自己家每頓只做四菜一湯,伙食費每個月每人不得超過30元。60年代初困難的時候,他的規定變成了三菜一湯。每次外出開會,王震還事先讓工作人員通知接待單位:“飯菜上不要搞特殊,我愛吃豆腐,有豆腐就行。”
  50年代初,王震從新疆調北京工作,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衚衕。加上兩名工作人員,一家住七間房子,緊緊巴巴。三個兒子擠在僅有五六個平方米的一間小屋裡。夏天悶熱,兒子們便搬到前院張國華正房後邊半露天的走廊里住。經常是半夜裡風雨突起,蚊帳被單被打濕。1975年王震一家又搬到六部口,住房在大雜院深處,進出一次,要繞拐近十個彎。
  王震擔任國家副主席後,外賓經常到家裡拜訪。不少同志提出說,王震的住房太簡陋,進出又十分不便,提議為他換處好些的住房。王震說:“這條件已經很不錯了。比起延安的窯洞強多了吧!比南泥灣和北大荒開荒時的條件也好多了,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,也不知強出多少倍。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,又是司機、醫生、警衛、秘書,給國家的負擔已經夠大的了,住房再也不能換了!”
  從1952年到北京工作,直到去世前,王震坐過5臺車。第一輛是前蘇聯生產的老式吉姆轎車,從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,中間大小修過無數次。一次,王震到中南海開會,半路車壞了,他便攔叫一輛三輪車。中南海的門衛不讓三輪進。王震下車說:“毛主席召集的會,已經遲到了。”門衛戰士聽完解釋後才讓三輪車蹬進了中南海。
  王震還常向家裡人交代說:我的車是公家的,只許我上班、開會用,你們不能隨便用。他的夫人王季青晚年時腿腳不便,外出時,還經常乘公共汽車。
  到外地視察,王震從不坐卧車,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麵包。一來可以省汽油,二來在車上隨時與陪同人員交流,瞭解當地實際情況。一次,在湖南邵陽視察時,他發現前面有警車鳴笛開道,還粗暴地趕開群眾時。他非常生氣,讓車馬上停下,並讓司機甩開警車,掉轉車頭選另外的路線走。
  王震主張公私要分明。1952年10月,王震之弟王餘美寫信要錢,計劃在家鄉為母親建一棟“王家大院”。王震回信道:“弟弟:媽媽回家去住,我負責砌兩間房子,也不能靠我占便宜,更不能靠我耍威風。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務員,要拿錢回家砌王家大院,新疆人民要鬥爭我,家鄉父老要罵我。你定要我拿錢,我寫信給農會,發動大家鬥爭你!把分的田地種好,按照政府的規定繳納農業稅。此復並諒。”
  王震有一侄女,用王震老戰友的關係,把戶口從老家遷到了北京。王震將軍聽說後非常生氣,他嚴令有關部門取消侄女戶籍。王震對侄女說:“我年事已高,記性不好。只認得同輩人,不認得下一輩人。”
  孫子小時候去拿王震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,他說:“這不行喲,要五講四美。”他反對用公家傢具,除了會客室的沙發及他用的書櫥、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之外,其餘他都要自家購置。一個大衣櫥從50年代一直用到去世。大衣櫥的門關不上,就用舊報紙墊著角。客廳里的沙發用了近20年,搖搖欲墜還不換。王震睡的是一張普通硬木板床,80年代初,床上加了層塑料泡沫當墊子用。
  晚年,王震患有慢性支氣管炎,痰多。外出時,警衛參謀口袋里裝著紙巾備用,王震批評說這是浪費。他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,回家後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。在生命的最後時刻,儘管他身體十分虛弱,無力抬頭吐痰,但為節約一張紙巾,仍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里,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。  (原標題:王震:不能靠我耍威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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